二、安倍“战略外交”的目标、实施路径及行为特点
外交是一门综合艺术和系统工程，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研究现代国家及政府的外交，往往需要从主体、宗旨（目的）、性质、形式和特征等多个方面来进行。鉴于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对外关系的特色，以下仅从外交目标及目的、实施路径和方法、外交行为特点等核心事项来揭示其“战略外交”的具体内容。
（一）主要目标及实施路径
安倍执政以来的主要外交目标，即在谋求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同时，在国际及地区范围内展开与中国较量和对峙的外交行动。这其中有安倍谋求日本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和逻辑，但无疑也有对付中国的“韬略”在内。
1.实施“大国战略”的一环
应该看到，安倍推动“战略外交”，首先是遵循自己的战略逻辑，配合其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大国战略的实施。安倍除了着力推动“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经济外交外，还以其特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通过在全球拓展日本的外交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显示日本作为“正常国家”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安倍的这种战略行为，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取得与美国博弈的资本及适当“脱美”的筹码。安倍“战略外交”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服务的典型事例，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为“入常”造势拉票。随着安理会改革问题步入新阶段，日本瞄准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欲发起新一轮“入常”攻势。其次，为走向军事大国做铺垫。安倍到处介绍日本的新安全防务政策，如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同时兜售其“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宣示日本今后将大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安全事务。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与北约（尤其与英法）、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的安全防务合作。
2.拉动增长，提振日本经济
日本近年来经济低迷，对通过加强对东盟国家、对非、对印、对俄合作，刺激或助力国内经济发展抱有较大期待。为了推进“安倍经济学”的增长战略，安倍“战略外交”的经济着眼点，即安倍“经济外交”的重心，除了兼有少部分呼吁和吸引外国投资的意图外，基本被置于争夺能源资源和市场这两大块上。
3.改善安全环境
安倍在其“战略外交”的绝大部分议程中都加入了安全议题。日本从2004年起的三版《防卫计划大纲》以及2013年首份《国家安全战略》，都把改善国际安全环境、防止威胁作为确保日本安全的主要目标，并把国际及地区社会合作作为实施路径之一。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下，“国际安全保障”被安倍明确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前提和分内之事。
4.对华较量及博弈
安倍“战略外交”，应该说处处都透着与中国较量的成分和意味。安倍不但要带领日本争当亚洲的经济安全领袖，2013年10月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次专访时还声称，日本已做好了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准备。安倍上台以来推动的这些外交活动，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包围外交”或“环绕外交”—一年多来绕着中国走的同时也始终针对中国，明显意在牵制和包围中国，对中国形成“外压”，迫使中国以接受日本的主张为前提来进行对话和谈判。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陷入低谷和对峙的形势下，安倍欲借这种“环绕外交”增加与中国较量筹码、达成战略优势的用意十分明显。
安倍开展围华外交的手段无非有以下几种：一是向中国外交基础较好的国家打“楔子”、搞“对冲”。其推出的大规模对非合作新举措，安倍和麻生两位正副首相等政要接二连三访缅，安倍作为日本首脑时隔多年访问蒙古、俄罗斯等，就属此举。二是拉拢与中国有矛盾和争端的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尤其是对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菲律宾和越南不惜施以援助，呼吁并支持它们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三是拉拢在意识形态和海洋等国际公共利益上与日本容易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例如英、澳、欧盟等。另外，2013年10月，日本还积极促成日美澳部长级对话时隔四年后恢复举行。四是进军印度、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和俄罗斯市场，以“中国+1”战略减少对中日经济合作的依赖，增加对华外交的主动权。
安倍推动其“战略外交”的举措力度之大、动用手段之全，可谓创下二战后日本外交行为之最。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常常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安全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外交等路径来开展外交工作。在这一基础上，安倍“战略外交”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又有以下五种较为引人注目的主要表现形式：（1）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2）利用“价值观”纽带；（3）开展经济外交及经济合作；（4）推动安全及防务合作；（5）发挥社会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