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国际形势带来的深刻变化有关
安倍在谈及“战略外交”时，曾反复强调首先要像俯瞰地球仪那样眺望整个世界。所以，跳出双边、总览整个世界大势，是安倍构思和推进其“战略外交”的认识前提。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从美国深陷伊、阿两场战争开始，到2008年前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格局及权力分布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面对这个百年不遇之变，日本的政治精英终于痛彻地认识到，国家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工作也应随势应变，需要以战略筹谋和主动外交来创造局面，开辟出路。
（二）与安倍的国家战略志向有关
安倍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点就是谋求日本全面振作崛起、不做“二流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地区社会中要有操盘的主导权。安倍2013年2月22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题为《日本回来了》的英文讲演中，高调表明“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做二流国家”。
安倍的视野，正像他所宣示的“俯瞰地球仪”那样，开始带有通盘的、相对的、自主的眼光和考虑，想通过“经略全球”搞活“战略挪腾”，为日本开创更大的独立天地和发展空间。为此，安倍认识到必须要大力强化和改善外交工作，要“拼外交”，即首先要从大处和高处着眼考虑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的整体设计，其次政府要以一元化体制、采用综合配套的手段来强有力地实施这种战略。此两点，就是“拼外交”的内涵，目标则是用“外交之力”来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弥补日本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力量的下降，确保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三）与日本外交固有的缺陷和问题有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外交的战略性和自主性不够。二战后的日本，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曾长期被认为缺乏国家战略及外交战略。冷战下的两极格局、冷战后的一超霸权，都使日本的外交严重受制于美国，无法独立作为，只能以日美同盟为前提来考虑对外战略。（2）外交的手段欠缺。“和平宪法”在很大程度限制了日本使用军事手段介入国际安全义务并发挥作用的途径。因而，安倍们认为，日本开展的多是单一的“经济外交”，而非手段丰富的、含有“军事外交”措施在内的“战略外交”。（3）内政的消极与负能量作用。由于政局混乱、政权更换频繁等原因，日本外交政策缺乏宏观设计、系统性及连续性。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转折时期，日本政府的对外战略及外交工作常常遭到国内外的批评和嘲笑。出于以上三大原因，在外界的客观评估中，日本的外交力量所得“评分”历来不高，不但远低于美国和中国，而且也低于英、法、德等国，与世界主要大国有明显的差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日本外交力量被排在第七位，与前六位有明显差距。
现实中，民主党外交的“乱象”，日美关系不畅，日中、日韩之间问题频发，使安倍认为近年的日本外交是“受伤外交”、“外交失败”、“外交危机”。外交跟不上“形势”需要，改革这种局面已成了自民党重新上台后的政权共识。
（四）与安倍所受“智力支持”有关
安倍虽在2013年1月的国会演说中首次提出“战略外交”口号，但对战略性地实施日本外交早有“知识储备”。早先的重要智囊冈崎久彦的著述、安倍本人与冈崎的对谈集，以及与其素有瓜葛的日本国际论坛的系列研究成果，都曾涉及日本外交的“战略性”问题。因此，安倍对谈论“战略”和接受“战略”本身并不缺乏感觉。按照经典的政治过程、决策过程及决策学理论的分析，安倍的执政及决策范式属于典型的“小集团主导型”，即严重依赖身边的政治小集团、核心智囊人士以及少数财界精英。安倍身边有思想、战略、政策倾向各不相同的几个智囊派别，但在外交及对外事务上，为其出谋划策的，多是谷内、兼原、北冈等一干人士。这些智囊多以研究和阐释日本对外战略见长，他们究竟对安倍有多大影响需要具体分析，但对其思考和想法经常担负劝导、加工、提炼、包装和宣介的角色，则至少应该是某种事实。一般认为，不像中曾根康弘等战略派政治家，安倍本人并无很强的战略头脑，但安倍的“优点”是姿态低、耳朵软，不拒绝倾听别人的意见。
